人之初，性本善。国人对敏感热点事件的本能回应即源于内心的“性善”，这种善充满了朴素的情感，老百姓也可以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对热点事件进行初步的判断。昆山于海明案再次唤醒国人对正义、公理概念的个案理解。从细节上看，从刘海龙酗酒驾驶-强行驶往非机动车道-同行刘某某下车与于海明争执-刘海龙下车推搡踢打于海明-刘海龙车内取刀-刘海龙刘海龙砍刀击打于海明，直到砍人者反被砍死。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全由刘海龙一人主导主演，再加上导演本人的特殊符号：宝马车-纹身-一次行政拘留-三次有期徒刑，公众对本案的结论自然一目了然。
法律评价需要证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并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定罪处刑。因此，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些证据就成为本案的“定海神针”。从昆山警方通报的内容可以看出，警方判定刘海龙“行凶”、“对于海明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于海明的防卫“是一个连续过程”、“停止追击”与“车内取走手机”是保住自己的人身安全，从而得出“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结论，顺理成章，于法有据。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实施正当防卫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律师的职业敏感性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坚持“证据为王”，刑事案件更应如此。(1)警方破案采用了“现场勘查、走访调查、询问讯问、视频侦查和检验鉴定等”方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保障了《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的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为日后庭审（可能出现的）证据“三性”奠定了坚实基础。(2)警方对“案件经过、案件后果”纯属客观描述，无任何主观因素，排除了先入为主，无任何臆想痕迹。(3)关于“案件定性及理由”既有刑事实体法律依据，“理由”简洁明了，富有逻辑性。尤其是全文关键性的那一段话：“司法实践中，考量是否属于“行凶”，不能......，更不能......，而要根据现场具体情景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断”，彻底回应了司法实践中常常将正常防卫出现伤亡后果时转而定性为“防卫过当”，直击“穴点”，此乃酣畅之极！
　　当然，笔者同时存疑：通报中的“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与“案发后，经现场勘查，车内未发现其他违禁品”，既然没有出现笔者前文所述“更猛的凶器”，是否有证据佐证不得而知。但与“正当防卫”的刑事实体法规定、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刑事程序法规定相比，这一瑕疵已经微不足道了。
我们庆幸的是：这是法制的胜利！这是正义的胜利！
法理的基础是公理，公平、正义、秩序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制度是冰冷的，但法律是有灵性的，有温度的法律才是善法、良法，她可以最大限度地张扬人性中的“善”，尊崇善法、良法并成为一种信仰是文明社会的共同修养，设计善法、良法并用实际行动推动善法、良法正确实施是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具体到于海明案，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以撤销案件结案大快人心。在当前扫黑除恶斗争中，于海明案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法治进步需有愚公移山之志、滴水穿石之功。有不同的声音恰好表达了我们的关切与期待，它只会让我们迈向法治的脚步更坚实。我坚信：繁星满天的法治时代一定会到来！共同期待，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