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洗钱案

——开展“一案双查”，自行侦查深挖洗钱犯罪线索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原系江苏某机关工作人员。

（一）上游犯罪

2007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张某的前夫陈某（另案处理）以个人或者徐州泰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名义，以投资生产蓄电池、硅导体等需要大量资金为由，通过虚构专利产品、夸大生产规模和效益等手段，在南京、徐州地区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10亿余元，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7亿余元。陈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洗钱犯罪

2007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张某明知陈某从事非法集资活动，先后开立6个银行账户，提供给陈某使用，共接收陈某从其个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亲友银行账户转入的非法集资款6.6亿余元。张某前往银行柜台将其中的67万余元转账至陈某控制的其他银行账户，1156万元以开具本票的方式支取并汇入陈某控制的其他银行账户、取现给陈某或者用于购物付款；张某还将网银U盾提供给陈某，由陈某及其公司会计将其余6.5亿余元使用U盾陆续转出。另外，2009年3月至2011年8月间，张某将工资卡账户提供给陈某，接受陈某转入的非法集资款共计307万元，张某将转入资金与工资混用，用于消费、信用卡还款、取现等。

二、诉讼过程

在陈某集资诈骗案审查起诉过程中，集资参与人返还投资款诉求强烈。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有部分集资诈骗资金去向不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自行侦查，并依法向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调取证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通过监测分析相关人员银行账户交易情况，发现陈某本人及关联账户巨额资金流入其前妻张某账户。经传讯，张某辩称其名下银行卡由陈某开立并实际使用，且已与陈某离婚多年，对陈某非法集资并不知情。针对张某辩解，检察机关进一步调取相关证据：一是调取银行卡开户申请、本票申请书、转账凭证等书证，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确认签名系张某书写，证明全部涉案银行卡、本票以及柜台转账均为张某本人前往银行办理。二是询问陈某亲属、公司工作人员证实，张某与陈某离婚不离家，仍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外交往，公司员工曾告知张某协助陈某吸储的工作职责，张某曾向公司负责集资的员工表示将及时归还借款。上述证据证明张某应当知道陈某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查明了陈某非法集资款的部分去向，同时发现张某明知陈某汇入其银行账户的资金来源于非法集资犯罪，仍然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非法集资款转换为金融票证，协助转移资金，涉嫌洗钱罪。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某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将张某涉嫌洗钱罪的线索和证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立案侦查，于2016年3月21日对张某以涉嫌洗钱罪移送起诉。2016年9月26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以洗钱罪对张某提起公诉。2017年8月9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张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4000万元。宣判后，张某提出上诉。2017年12月25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对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特别是对经退回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未按补充侦查要求补充收集证据，关键证据存在灭失风险，需要及时收集固定，侦查活动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自行侦查，并将自行侦查的结果向公安机关通报，对侦查人员怠于侦查的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2.检察机关对洗钱罪上游犯罪开展自行侦查的，应当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在自行侦查、同步审查时，应当注意全面收集、审查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去向相关证据，如资金转账、交易记录等。发现洗钱犯罪线索的，应当将犯罪线索和收集的证据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做好跟踪监督工作，依法惩治洗钱犯罪。

3.有效运用自行侦查追缴违法所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非法集资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各种违法手段转移非法集资款，集资参与人损失惨重。以追踪资金为导向，严惩转移非法集资款的洗钱犯罪，有利于及时查清资金去向，有效截断资金转移链条，提高追缴犯罪所得的效率效果。在依法查办陈某集资诈骗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主动作为，依法自行侦查、立案监督、追诉张某洗钱罪，会同公安机关及时查清、查封涉案资产，追缴犯罪所得，返还集资参与人，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林某娜、林某吟等人洗钱案

——严厉惩治家族化洗钱犯罪，斩断毒品犯罪资金链条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林某娜，系深圳市菲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某公司”）及广州市永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林某吟，系深圳市雅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黄某平，系深圳市通某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陈某真，无业。

（一）上游犯罪

2011年，林某永贩卖1875千克麻黄素给蔡某璇等多人，供其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180千克。2009年至2011年，蔡某璇多次伙同他人共同贩卖、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20余千克。

（二）洗钱犯罪

2010年至2014年，林某娜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哥哥林某永将上述资金用于购房、投资，并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资金，共计1743万余元。其中，2010年至2011年，林某娜多次接收林某永交予的现金共165万元，用于购买广东省陆丰市房产一套；2011年，林某娜购买深圳市瑞某花园房产一套，实际由林某永一次性现金支付239万余元购房款。以上房产均为林某娜为林某永代持。2011年至2013年，林某娜提供本人及丈夫的银行账户多次接收林某永转入资金共289万余元，之后以提现、转账等方式交给林某永、黄某平。2011年至2014年，林某娜使用林某永提供的1050万元，注册成立菲某公司和永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将上述注册资金用于公司经营。另外，2011年至2014年，林某娜三次为林某永窝藏毒赃，其中两次在其住处为林某永保管现金，一次从林某永的住处将现金转移至其住处并保管，保管、转移毒赃共约2460万元。

2011年至2014年，林某吟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哥哥林某永将上述资金用于投资，并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资金，共计1150万元。其中，2013年至2014年，林某吟使用林某永提供的350万元，注册成立雅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将上述注册资金用于公司经营。2011年至2014年，林某吟提供本人银行账户多次接收林某永转入资金共800万元，之后按林某永指示转账给他人7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发放雅某公司员工工资共计100万元。

2011年至2013年，黄某平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男友林某永将上述资金用于购房、投资，并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资金，共计1719万余元。其中，2011年至2012年，黄某平使用林某永提供的200万元，注册成立通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将上述注册资金用于公司经营。2011年至2013年，黄某平提供本人及通某公司银行账户接收林某永转账或将林某永交予的现金存入上述账户，共计1519万余元，之后转账至双方亲友账户、用于消费支出、购买理财产品，以及支付以黄某平名义购买的深圳市荔某花园一套房产的首付款。

2010年至2011年，陈某真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帮助丈夫蔡某璇用于购买房地产，共计730余万元。其中，2010年9月，陈某真使用蔡某璇交予的现金60余万元，以其子蔡某胜的名义购买陆丰市房产一套；2011年5月，陈某真使用蔡某璇交予的现金670万元，与林某永合伙，以蔡某璇弟弟蔡某墙的名义，购买陆丰市某建材经营部名下468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二、诉讼过程

2014年8月19日，广东省公安厅将本案移送起诉。2014年9月25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佛山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林某娜、林某吟、黄某平、陈某真明知林某永、蔡某璇提供的资金是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仍使用上述资金购买房产、土地使用权，投资经营酒行、车行，提供本人和他人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符合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构成洗钱罪。同时，林某娜帮助林某永保管、转移毒品犯罪所得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49条的规定，构成窝藏、转移毒赃罪。

2015年3月30日，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林某娜以洗钱罪，窝藏、转移毒赃罪，对林某吟、黄某平、陈某真以洗钱罪提起公诉。2016年10月27日，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林某娜犯洗钱罪，窝藏、转移毒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0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林某吟、黄某平、陈某真犯洗钱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四年不等，并处罚金4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没收违法所得。宣判后，被告人均提出上诉。2019年1月2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办理毒品案件时，应当深挖毒资毒赃，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针对毒资毒赃清洗家族化、团伙化的特点，要重点审查家族成员、团伙成员之间资金来往情况，斩断毒品犯罪恶性循环的资金链条。对涉毒品洗钱犯罪提起公诉的，应当提出涉毒资产处理意见和财产刑量刑建议，并加强对适用财产刑的审判监督。

2.广义的洗钱犯罪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洗钱罪，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应当准确区分适用。第一，洗钱犯罪是故意犯罪，三罪都要求对上游犯罪有认识、知悉。第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般规定，洗钱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是特别规定，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否来自于特定的上游犯罪，两个特别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改变资金、财物的性质。第三，适用具体罪名时要能够全面准确地概括评价洗钱行为，一个行为同时构成数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数个行为分别构成数罪的，数罪并罚。

3.穿透隐匿表象，准确识别利用现金和“投资”清洗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本质。毒品犯罪现金交易频繁，下游洗钱犯罪也大量使用现金，留痕少、隐匿性强。将毒品犯罪所得及收益用于公司注册、公司运营、投资房地产等使资金直接“合法化”，是上游毒品犯罪分子试图漂白资金的惯用手法。办案当中要通过审查与涉案现金持有、转移、使用过程相关的证据，查清毒资毒赃的来源和去向，同步惩治上下游犯罪。

赵某洗钱案

——退回补充侦查追加认定遗漏犯罪事实，综合其他证据“零口供”定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原系国有独资企业天津市某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影集团”）金融部职员。

（一）上游犯罪

2012年1月至2018年6月，武某（另案处理）利用担任电影集团金融部副部长、部长、金融顾问等职务便利，伙同王某（另案处理）等人非法侵占公款5587万余元，索取收受他人贿赂680余万元，向他人行贿356万元。武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二）洗钱犯罪

2012年开始，赵某长期与武某保持情人关系。2013年至2018年6月，赵某向武某提供个人银行账户，多次接收从武某本人银行账户或者武某贪污罪共犯王某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转入的武某贪污、受贿款项，共计1200余万元。其中，2013年至2014年，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6笔汇款270余万元，后赵某将上述款项转入天津中某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某公司”）账户，以本人名义购买天津市河西区君某小区一处房产及车位。2015年7月至11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60万元，接收王某通过其母亲李某的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100万元，并从武某处得知该100万元系王某所给。后赵某将其中20万元转入天津市多家家具公司账户，为此前购买的君某小区房产购置家具，其余140万元以本人名义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016年8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170万元，后赵某全部转入中某公司账户，以本人名义购买君某小区的另一处房产。2017年1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100万元，并从武某处得知系王某所给，后以本人名义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018年6月，赵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从武某银行账户转入的1笔汇款500万元，后将其中300万元转入本人其他银行账户，其余200万元仍存于原银行账户。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1月12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以赵某涉嫌洗钱200万元将案件移送起诉。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公安机关认定洗钱数额200万元，系武某明确告知赵某钱款来源的数额；在此前后，武某另有多次向赵某转账，共计1000余万元，武某虽然没有对赵某明示钱款来源，但是资金来源、转账方式、用途与上述200万元一致，可能涉嫌洗钱犯罪。由于赵某否认是武某的密切关系人，否认知悉钱款性质，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列出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要求公安机关查证赵某和武某的真实关系，赵某对上述1000余万元资金来源和性质的认知情况。公安机关调取了武某的工资收入、个人房产情况，查明武某财产状况和工资收入水平；调取了武某、赵某任职经历证据，查明二人多年同在电影集团金融部工作且长期为上下级关系；讯问武某、王某，二人供述赵某与武某在同一办公室工作，武某与王某谈业务从不回避赵某，赵某、武某二人长期同居。检察机关认为，补充侦查获取的证据证明，赵某是武某的密切关系人，对武某通过贪污贿赂犯罪获取非法利益应当有概括性认识，应当知道其银行账户接收的1000余万元明显超过武某的合法收入，系其贪污受贿所得。2019年5月16日，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对赵某以洗钱罪提起公诉，认定犯罪金额1200余万元。

2019年9月4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赵某犯洗钱罪，犯罪数额1200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70万元。宣判后，赵某提出上诉。2020年6月8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应当同步审查贪污贿赂款物的去向及转移过程，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人员的近亲属、密切关系人等是洗钱犯罪的高发人群，虽然没有参与实施贪污贿赂犯罪，但是提供资金账户接收、转移犯罪所得，以投资、理财、购买贵重物品等方式掩饰、隐瞒赃款来源和性质，符合刑法第191条规定的，应当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

2.重证据，不依赖口供。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可以通过审查犯罪嫌疑人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职业、合法收入了解情况，双方交往、共同工作、生活情况，双方资金、财产往来情况，接收资金、财产后转移、投资情况，以及接受、转移的资产与其职业、收入是否相符等情况，综合认定犯罪嫌疑人对上游犯罪的了解、知悉状态。

3.检察机关审查洗钱犯罪案件，要对上游犯罪中相关的涉案财物全面审查，不能局限于移送的犯罪事实。发现遗漏犯罪事实、遗漏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补充移送起诉。要加强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的沟通配合、工作引导，在严厉查办上游犯罪的同时，重视转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等洗钱犯罪的查办，并通过查办洗钱犯罪，追缴犯罪所得，有效遏制上游犯罪。

证券期货市场刑事保护新趋势
证券期货犯罪涉及的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四个罪名进行了调整。除了常见的这四个罪名之外，也对相关联的罪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洗钱罪等，均做了些许调整，体现了刑法与证券法的有效对接。在证券法律法规修改以后，刑事司法领域仍有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是法律适用问题。比如对场外开展证券类交易案件，实践中有按集资诈骗处理的情况。非法经营罪中也明确规定了没有经过批准，非法发行证券、期货，情节严重的属于非法经营罪。但是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注册制，该如何理解刑法非法经营罪中“批准”的含义。尤其是证券法扩大了监管范围，出现了“准证券”产品。刑法中的证券和证券法中的证券、准证券的范围和概念是否同一，还需要更加明确的系统性规定。

　　二是刑事政策把握问题。随着注册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前的审批制逐渐转变为现在的以书面审为主，采取书面审的方式就需要相关主体更加完备地披露自己的信息，但随着实施条件的变化，信息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司法机关在刑事领域该如何把握信息披露的尺度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证券法将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修改为“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相应的刑事司法也要做对应理解，依法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

　　三是境外侵犯境内利益的证券类犯罪问题。根据证券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证券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这就对境外侵害境内投资者利益的管辖在总体上作了明确的规定。实质上，刑事领域一直也有相关的管辖权，但这次证券法予以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刑事司法也要予以重视，充分保障我国境内投资人合法权益，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四是穿透式审查与保持刑法谦抑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实践中，有的企业董事长或者高管，明知其代表企业与其他公司的重大经贸往来需要股东会同意，但仍然擅自代表企业与同其他公司合作，且擅自对外发布合作信息，后来企业股东会进行了否决，造成投资人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的，这种行为可以认定为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在刑事审查过程中，我们会运用穿透式的方法来区分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但是也需要考虑实际经营的多方因素，对于确实因沟通误解等造成而后企业也表示谅解且积极弥补投资者损失的，也仍然需要从谦抑性的角度考量追责必要性。